……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伪满“总理”张景惠的悔悟与辩白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今年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提醒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在整个东北沦陷史内，张景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日本关东军的合作，决定了此后一系列的政局走向，次年2月在奉天(沈阳)张景惠公馆等地举行的“建国会议”，则开启了伪满独立的大门。此后，他在伪满洲国历任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区长官、军政总长、协和会会长等职，自1935年起长达十年的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生涯，是其一生从政的巅峰，但也为其日后成为仅次于溥仪的伪满战犯埋下了伏笔。    

　　在距离伪满皇宫博物院不远的一处居民小区，张景惠的儿子张绍兴刚刚搬过一次家，74岁的他多病，听力也日渐衰退，不愿再向记者提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的阴影笼罩了他一生。1945年，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张景惠随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逃到吉林通化大栗子沟，张绍兴此时刚刚9岁，并不知晓发生了什么。而他日常进出的总理官邸，与他再也无甚关系。    

　　张景惠和他所任职的伪满国务院，在65年前东北光复前后，作鸟兽散。他本人也从“总理”沦为战犯，在苏联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回国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5月5日，因心脏病而逝，终年88岁。这个出身草莽，在乱世中发迹，从江湖而至庙堂，一路扶摇直上的传奇人物，带着懊恼、悔恨和一些晦暗不明的秘密，永远进入了历史。    

　　“建国会议”突然发生？    

　　张景惠穿着长袍马褂，头向前低倾作鞠躬状，似在听左前方一位背着手的日本长官训话。墙上贴着一张军事地图，还有日本明治天皇着军装的肖像图。

　　“这个蜡像展现的是张景惠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他是个十足的、彻底的大汉奸，彻头彻尾的败类！日本人要啥给啥！”长春伪满皇宫旧址东部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内，工作人员对南都记者这样说。    

　　在抗战胜利很多年以后，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忆起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召开时的情形。   

　　那是1932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北三省四巨头(另外三个分别为马占山、臧式毅和煦洽)，已经决定在沈阳召集一次会议，商议“联省自治”问题。九一八事变过去将近半年了，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关东军加紧“满洲国”的筹划，但日本国内存在不同声音。国际联盟的关注度亦高。有关东北的未来走向，看上去似乎仍存在不确定性。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2月15日上午，他从哈尔滨机场乘日本军用飞机抵达沈阳。    

　　张景惠的笔供对“建国会议”的描述很简略：“予偕马占山赴奉(天)参加日本关东军所召开之会议，与煦洽、臧式毅等决定即时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予任会长，暂维治安。(16日)当晚九时，日方忽令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之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告以军方已决定赞助此举。因而对此不仅无可审议，且系突然发生，无暇详加考虑，遂决定予及市民代表等前往请愿，而后予回哈埠。三月一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

　　“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张景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王文锋对南都记者说。但张景惠的这段供述显示出，张景惠等四巨头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前，甚至不知道日方的“伪满洲国”确切方案，但在知晓了日方方案后，他们最终只有顺从。    

　　王文锋说，臧式毅在会议中提出“联省自治”主张，但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严词干预；“满洲国”的“国体”为何亦有分歧，张景惠倾向于“立宪共和制”，而煦洽则坚持“帝制”。“建国会议”召开了7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中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就张景惠的一生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涯中，还有其他几个关键性的节点。与张作霖相识，应该算是他发迹的起点。    

　　张景惠1872年5月4日(据张景惠1953年4月31日所填登记表)生于辽宁省台安县胡家窝堡村，家中开过豆腐坊，小时只读过一年私塾，成年后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在张景惠的笔供中，首先从他1901年出任台安县八角台镇团练练总开始谈起。但据曾任伪满首都警察总监的于镜涛揭发，在做练总之前，张景惠与辽西一带匪首就有勾结，“他依靠‘说票’(在绑匪和被绑人家族间谈价钱的人)、赌钱为生。”    

　　后来，张景惠加入地方民兵组织团练，是因为：“台安县八角台地主刘东阁等为了保全家财……出钱雇佣一些人作所谓‘护勇’，由张景惠领着住在刘所开设的烧酒的烧锅院内，保护八角台街的安全。”这应该算是张景惠由黑道洗白的开始。按于镜涛的说法，后来张作霖在与其他匪首互争地盘时失败，率17名匪徒到八角台找张景惠，两人共同在八角台担任“地方保险”。    

　　“张景惠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张作霖。张作霖在最困难的时期，兵困马散，是他招待的，两人结为盟友。”长春市宽城区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王久荣对南都记者说。

　　很快，他们就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两人的联结此后越来越深，一直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京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    

　　张学良令其维持现状？   

　　日本关东军所埋的30麻袋黄色炸药被引爆之时，张景惠与张作霖正在同一个专列上。但他比张作霖命大，仅腿部受伤。   

　　继承父业的张学良，虽遭日方警告，仍在半年后宣布易帜，将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 这一派。张学良任命他出任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东北的局势仍然微妙。世界经济危机正在蔓延，遭遇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北的觊觎之心日重，这种想要霸占的野心更有国防上抵御苏联南下等战略需要的刺激。在关东军参谋本部1931年提出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提出了三阶段的构想：首先在东北等地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最后则由日本占领这些地方。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深思熟虑后，在预定轨道上运行的对华侵略。张景惠1954年在笔录上供称，事变发生后，他的寓所即被日本人监视，私有枪支若干也被搜走，一个和他内弟相识的日本人新井，从中牵线，让他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见了面。板垣称，九一八事件将来须直接交涉，你如果不反对日方，可以回哈尔滨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当年位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之间)的治安。张景惠9月21日在新井的陪伴下到了哈尔滨，“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还专门向他传达了日本军方意旨，要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如不脱离就等于不承认现状。张景惠表示事属重大，他个人无法决定，必须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无法立刻答复。白武清一走后，他们在会上无法获得一致意见。但傍晚时分，白武再度前来，称明天一早就要向日本军方汇报，必须当晚给出答复。    

　　张景惠称，他们再度开会，仍然认为绝对不可以脱离中央，但此时，辽宁、吉林已经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稿交彼持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率部离开奉天转移到锦州，而锦州随后也遭到日军的空袭。张学良又退到北平。  

　　在交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电稿之后第二天，张景惠称，他即派手下梁朝栋和王树声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在哈尔滨所遭遇的一切，“并请其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他们还特别向张学良提及，张景惠在去哈尔滨的途中与罗振玉(清遗民，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相遇，“彼言语间似有成立某种政权之意”。    

　　据张景惠的供诉，当时张学良的指示是，“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   

　　但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途中开始愈走愈远；而在关东军的野心下，现状终究是不可维持的。    

　　在张景惠担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时出任秘书的高丕琨，曾对媒体慨叹，当时政府抛弃了东北，作为个人，他们能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当时东北抗日的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也在张景惠的劝告下，弃守齐齐哈尔，撤往海伦。张景惠说，白武清一答应他，如果马占山不反攻，日军将不再进攻。   

　　在退守海伦之后，马占山也一度动摇，参加了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并出任军政部总长一职。但一个月后，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抵达东北调查之际，再度举旗抗日。而张景惠则兼任军政部总长之职，与日方开展进一步若即若离的合作。